嘉庆的杨树花开了，璎珞似的一条条丰盛地挂在树上，等花掉落在地，被人踩来扭去，又浑似满地僵硬有毒的毛虫，委实称不上很美。霁青巷口中间也种了一棵老杨树，踩着满地杨树花走到巷子尽头，是我们租住的院落。

小院不大，却井井有条，是传统式的房屋，一间主屋，里头除去一进门的大厅外，两侧开了三个房间，两间卧室，一间作书房；与主屋呈直角方向是厨房，我不怎么进去，隐隐地，秀一成了它的主人，我这时才知道他有这样好的手艺。

我们不怎么买肉，我总觉得肉里含有血腥气，除非用很重的香料才能压下，不太喜欢，秀一随我，他一向对吃的没过多挑剔，连采买也只选择我常吃的蔬菜，为了他的健康，时不时的，我会差他买些鱼虾来做，自己不吃，让他全部吃光。

离开启明时，我将积蓄一分为二，一份留给良子，是现钞；一份取出一部分，其余照旧存在银行，存折由我带在身上，故而我和秀一的生活不十分窘迫，但秀一唯恐我用尽了钱财就会离他而去，不肯向我索要任何花销，反而时时惦记做些来钱快的营生。他的思想很危险，这时日来钱快的买卖大多不太单纯，况且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人能做的好差事极其有限，多数是体力活，挣得不多，还得终日劳累奔波，我劝他不要荒废自己的头脑，既然聪明，日后有了机会，怎样的大事都做得。我说了，秀一就听从，从此日日待在院子里，侍花弄草，打水做饭，忽地进入了极为俭朴单纯的生活，其实我劝他的话他自己未必不清楚，但被什么无言的东西压迫着、催赶着，他不得已非要动起来，以谋求够得上被挽留的价值。

我同报社的人取得联系，白日依旧撰文，没有课程要教授，我空闲得无所事事，尤其当应允的文章交稿以后，暂时没有写书的意愿，就只读书度日，三餐都由秀一准备妥当，乍一看来，觉得和以前的生活别无二致，除了搬到设施略逊的院子，以及陪在我身边的不是良子，而是秀一罢了。

说到良子，我们在此地落脚转眼月余，她嘱咐我跟她去信，我确实一安顿下来就着手写信跟她报平安，一周内写了三封，尽如石沉大海，投落后再无回音，一星点水花也没激起。我一直写到听说敌军攻进了城，交通阻断，外头的人进不去，里头的人出不来，整个启明成了铜墙铁壁，阻隔双方的音讯往来。我停了笔，徒劳地等消息，再三个月，陆陆续续有幸存者侥幸脱逃，对外界的人讲述他们的遭遇。

据说那是一场近乎无休止的、残酷的单方面屠杀。他们把城中还滞留的居民召集起来，人们茫然失措地在各个宽敞的空地列队，相近的人被一窝蜂地驱赶在一起，起初还以为是例行的宣告权力变更，之后就会放平民回家，人群恐惧中仍有希望。然而没有希望，士兵齐齐端起机枪对准百姓，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威胁怒喝，只是面无表情地上膛——扫射，惨叫哀鸣响彻天际，爷爷护住孙子，孙子被乱枪射穿胸膛；母亲倒在女儿肩上，额头上空洞的弹孔从一头穿透另一头；父亲一声不吭地跌倒，大口大口吐出混合破碎内脏的鲜血，于是千百、上万的家庭毁灭，哀鸿遍野，只在开一轮枪的时间。

听到秀一带来的消息时我还不敢置信，他飞奔跨过门槛，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从逃亡到嘉庆的难民那里听说的话。我从未料到人命轻贱到如此地步，能以千为单位进行收割。从今往后启明熟悉的人事，走街串巷吆喝修补铁器、陶瓷的手艺人不见了，街道上吵闹的孩童、院前坐在摇椅或乘凉或晒太阳的人或许再见不到，那些烂熟于心的画面都能一一清晰回想起来，仿佛只要我回家去，过往的一切依旧会亘古不变地存在下去，然而变故发生得这样突然。

我让秀一再三打探，看能不能弄到更多关于启明的消息，最好能弄明白良子的下落，他一次次回返，每次都以失望相告，到底了无音讯。

我随秀一同去看那些难民，在本地有亲友的早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