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战国时期对《周易》一书义理应用
刘向偏辑的《战国策》是一部反映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与言论的汇集。而考古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是与《战国策》内容相同。
《战国策·秦策》“顷襄王二十年”里有一处引述《周易》里的句子，同样是作为引典来阐明事理的。
“王若负人徒之众，仗兵甲之强，1毁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后患。《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终之难也。何以知其然也？”
这里所记述的是顷襄王在楚国的位置上到了第二十个年头上，面临西秦的扩张，楚国面临一场危机。这一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烧先王之墓。王徒东北。保于陈城。楚遂消弱，为秦所轻，于是白起又将兵来伐。”
在这种局面下，楚顷襄王就以能辩的春申君出使秦国，以游说来解除面临一场更大的战争危机。春申君就奉命出使秦国见了秦昭王，说出一套与秦修好的大道理，不外从“天下”（多国）的局势上和引经据典来说服秦昭王取消对楚国的再次用兵，而修好的道理来。春申君即从“国际”背景上谈秦楚战争对秦的不利，同时又引用“经典”来阐明其道理。这春申君先引《诗》里内容，后引用《周易》里的内容。而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7年，是战国的晚期了，再有不到六十年后，秦就统一六国，建立起帝国时代。在《战国策》一书里，没有了用《周易》筮卜的记录，说明战国时代是个理性的时代。这理性是来自于国家间的生存竞争的需要，国家面临若不被消灭，而要强盛与发展，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理性的思维与认识现实的世界，否则其后果是可预见的。诸侯国家之间重视的是富国强兵的方略，神秘与非理性的东西被时代所抛弃。这理性也与战国百家争鸣的新思潮有关。
从对一部《周易》如何看待来看，战国时期的诸国家上层已没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时期那样的占筮的运用来决策军国之大事了。这是理性的时代，这与春秋后期上层精英的启蒙无不有关。特别是孔子对《周易》的论述，对战国的“周易”学术产生极大的影响，而在对筮卜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针见血的指明筮卜的流害。《孔子兵法》里明确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
孔武说的“先知者不可象于事”，就是反对用卜筮的那种类象获取事情上的“先知”。孙武知道那种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孙武知道，就是会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种的类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来是自欺欺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人士恐怕都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用筮卜的那一套在为诸侯王们来决断军国大事了，再那样是要亡国的。精英人士们不是为诸侯王们献计于收买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献计于富国强兵的霸术。春秋卦象筮卜的那一套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时代，没有了市场，逐步从政治舞台上谈出，这正是理性时代里的必然。所以战国里的诸子百家学问只有引用《周易》来用于说理，把《周易》逐步恢复到本来的义理功用之上。上层人士没有人会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书。虽然孙武反对的“先知者不可取于象”这是针对卜筮的，并没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无疑为战国走向理性做了启蒙的作用。
庄子并不是孔门学者，但庄子一书里却把《易》列为六经之一。这也是最早把《易》作为经典书籍的说法。
虽然庄子认为的“六经”是六种重要的书籍，不同于后封建时期作为帝国意识形态上具有统治地位的儒家经典的经书。虽然都是认为的“经”，可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性质不同了。庄子认为的“六经”是为重要的著作，而汉一降的“五经”或“九经”到“十三经”则是帝国里具有思想上统治地位的“经”书，即有思想界具有垄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