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中国与美国关系趋于缓和，中美民间、官方之间的合作逐渐多了起来，我的父亲和二伯作为国内某地质研究所的青年骨干，被邀请参加一支由美国人出资组建的跨国科考队。
科考队的目的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某处，是中国西藏和尼泊尔、不丹的国境交界地带，那里地势复杂，环境恶劣。当年的国内的政治审核非常严格，一是怕美国组织的科考活动有政治目的，二是怕美国提供的优厚报酬拉拢我国优秀的科学人才和技术骨干移民，所以在合作问题上的考虑尤为慎重。
不过，此次的科学考察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针对喜马拉雅山脉的科考花费巨大，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非一般的科考项目所能比拟的。
那时候，国内资源经费紧张，对于边界地区的地质、生态等方面的科考亟待进行，大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勘测和利用，只能瞪着眼睛干着急。但这次有老美大方出资，科考资源由参加国家共享，很难不动心。
所以经过上层重重考虑把关，最终从各大研究所选拔出包括我父亲和二伯在内的五名科学家参与了这次的科考行动。
那年的我刚刚五岁，二伯还没有孩子。
我记得父亲走时，柳叶刚刚抽了新枝，小院里的花开得正好，池塘里的鱼也蹦得正欢，正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父亲临走前特意跟母亲交代，这次的科考任务为期三个月，让母亲不必担心，而且这支科考队是一个主要由各国科学家组成的二十人队伍，物资保障非常充足，美国还花费重金从安保公司聘请了三位全副武装的特种部队的退役军人为科考队护航，基本可以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父亲说他们最迟在秋天就会回来，让我好好学习，好好陪伴母亲。那时候我还小，哭着闹着不让父亲走，父亲承诺给我带回当地的玩具之后，我才放开紧紧抓住的父亲的衣襟。
可是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科考的前两个月，进展一切顺利，这期间父亲每两周都会寄回一封信给母亲报平安。可是在约定要回来的那一个月，父亲只在月初寄回来一封信，信的行文一改往日思念的语气，字也潦草了很多，匆匆写就，纸上还有不少污迹，内容主要说科考队有了新的发现，正在和各国协商要不要继续进行，但是进行下去补给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补充，有一定的危险性。
父亲的信里没有过多细节描述，不过母亲看到这封信之后，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在我的印象里，这是父亲离家之后，母亲第一次哭，哭的特别伤心，她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只能一边担心，一边落泪。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父亲的信，也没有任何父亲的消息，母亲多次到父亲的单位去询问情况，也被单位的领导一句“正在联系，还不知道具体情况”打发了。
冬天到了，那一年的冬天比以往要寒冷许多，原本计划秋天就能完成任务回来的科考队一直到了次年开春都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消息，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不过，小道消息满天飞，一会儿有人说，科考队遇到了雪崩，全军覆没；隔天就又变成了科考队遇上了当地军队叛乱，与叛军发生冲突，无一生还。母亲被这些所谓的谣言折磨地日渐憔悴。
科考队出发后的第二年春天，父亲单位的人，开了两辆黑色的车来到我们家门口，母亲一开始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但一看下车的人里面并没有父亲的身影，为首的是父亲单位的领导，他一脸严肃，鬓角微霜，像是几天没有休息好，嘴唇发白，他双手捧握着母亲的双手，悄悄说了几句话，母亲一时泣不成声，当场昏厥。
后来我才知道，科考队一行人在科考途中遇到了极端恶劣天气，全员失踪。最后，单位给父亲和二伯分别颁发的荣誉勋章以及一大笔慰问金。家里除了父亲的几件衣服和几张照片外，什么都没留下。
科考队失踪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一直联系周边各国组织成立联合搜救队开展搜救工作，因为据当时补给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