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我和潘香莲刚成家那会，我就发现老娘舀水做饭时手总发抖，当时还以为老娘年纪大了，人上了年纪就这样。后来潘香莲怀孕坐月子，我沉浸在欢乐中，也还没在意。直到那天老娘端着两女儿尿布，盆摔了人倒了，我才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请了邻村的老大夫，说是中风，扎了针，当时有些好转。谁知后来我娘病情越发重了，右半边身子越来越麻。我带老娘去县里医院。检查后，医生说，我娘脑子里有颗肿瘤，位置特殊，建议要么去大医院做手术，要么保守治疗吃药控制。去医院看病的钱还是卖了粮食凑的，哪还有钱带我娘再去大医院。我娘也死活不去，拿了些药回家了。这时我才突然感觉到自己无能，觉得自己像极了老祖宗，只是以前我们花家有钱不舍得看病，现在我们花家是穷到看不起病。想起以前挥霍掉那些钱，我就恨不得抽自己大嘴巴子。老娘病情渐渐严重，常常卧病在床。

有了朵朵和晶晶后，我和香莲日子越发难过了。养儿才知父母恩。我和香莲看两个孩子实在有些犯难。孩子躺在床上时还好说。长大点，她们俩就缠上我和香莲了，就像菟丝子，缠得人连喘息空都没有。我抱大女儿朵朵，香莲抱着二女儿晶晶，什么都干不了。平时香莲做饭、洗衣、拉屎都抱着女儿。我也是。到了晚上就更不得了，这个饿哭了，香莲奶完了，那个又哭了；不是这个尿了，就是那个拉了，从天黑到天明，折腾个没完没了。那时我感觉自己不是生了两个可爱女儿，而是生了两个要命的孽障。不知道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尽头。每天我想的都是两个女儿快点长大，快点，再快点，恨不能一天长大才好。到了农忙，总要有个人出去下地干活，虽然我和三哥没分家，也不能总让三哥一个人在地里忙活。后来我们就不得不把朵朵交给半瘫的老娘照看。老娘拄着拐杖还能走路。香莲在家里忙活完了，就把晶晶抱到老娘那，一个半人看两个小人。幸亏后来实行了人民公社，土地统一耕种，吃饭也有大食堂，那段时间让我们家不太难熬。

就说，那时提出的口号是赶英超美，村村队队都放下手里的活，在村外空闲地支棱起土炉子，开始大炼钢铁。我们村一共支起八口土炉，炉子粗细不一，远远看去，有的像大炮筒子，有的像烟囱，那时每个生产队负责一口炉，每口炉子都日夜不停歇地冒着黑烟，场面又壮观又热闹。之前收缴的每家铁器，都陆续放进土炉子。我看着我们家两口铁锅和一盘鏊子和一个坏头都扔进炉子，烧了三天三夜才化掉，很心疼，却也不敢吱声，别人家铁器都放进去了，曾经地主少爷又能说什么。人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人家让怎么干就怎么干。人家具体到我们生产队就是队长刘满囤了。现在刘满囤已不是当初那刘满囤了，时常去别村观摩学习，听取别人工作“经验”，然后回来就跟我们谈钢铁怎么炼成的，眼界和说话水平都不一样了。

队长刘满囤说，我们生产七队要加把劲，北面徐家楼第二生产队都炼出一斤四两钢铁了，我们也不能落后，毕竟我们村是周边堂堂最大的村，我们的队是村最大生产队。于是炉子里又放进四口铁锅，三盘鏊子，一副废犁铧。一捆捆柴火抱过来，扔进炉子里，一阵阵黑烟和咳嗽声。后来实在没有柴了，队长就发动我们去山上砍柏树。于是打谷场上飘出了清香气味。

热热闹闹运动进行着，谁也想不到一场大饥荒就要来临了。那年地里却是许多年不遇大丰收，只是大家都忙着赶英超美，谁也没空，其实是谁也不敢冒着破坏运动名声收麦子。地里麦子大得压弯了麦秆，青绿，泛黄，熟透了，全都掉到地里。那时大家想，怕啥，反正吃大食堂，我们这没粮食了，别的地方还能没粮，别的地方没粮，中央还能没粮，有大食堂有中央操那心干嘛。那时我也没想到大饥荒到来，只是看着那些麦子烂进土里，就心疼粮食，总觉不是滋味，于是晚上偷偷去地里收麦子。我深知自己身份，去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