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被俘侍在一旁的晋大夫韩简听不下去了，反驳晋惠公时就说出“龟，象也，筮，数也……”的那段话来。前一段内容是惠公被俘于秦后追想的往事，那往事里出现的献公出嫁伯姬时占的一卦《归妹》之“睽”，及史苏解筮的那套说话，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此处不叙，在本书“《周易》筮卜说”里有对春秋筮例详解，就可知筮卜（算卦）那套类比联想的道理了。而这里韩简针对晋惠公的反驳及对占筮“象”、“数”论述，即反映了韩简理性的认识，又是对占筮里“象数”的最早论述。
韩简说：“用乌龟占卜是取其兆纹的形象来判断人事吉凶。用蓍草占卜是取其数目来推演出卦，而得知人事吉凶。事物发生以后，一定会显露其现象（形状），有了现象以后，就有滋生出更多的事情，有了滋生，尔后就有数目可计。先君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能以数目计算吗？就算当初从史苏占筮的说法，又有何益处呢？《诗》里说：‘下民的灾祸，不是上天降下来的，都是由人作的孽有关！’”
韩简的这番话是理性的，也是对占筮持否定的认识观，而重视人的行为问题，并且对占筮中的象数做义理的阐述，用客观世界的事物现象解释“象数”之理，同样是辩证的思维。这是春秋最早（公元前644年）也是首次对筮术上的理性论述，无疑是体现的是“人道”思想而排击“天道”观。
第二 、《辞源》里所说的“注”，是西晋杜预对《春秋左传》一书做的注解。注中说的是表明“象”、“数”是占筮知吉凶的工具而已。
第三、《辞源》里最后的说法：“周易中凡言天日山泽之数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
这是近现代学者的认识，在韩简论“象数”时讲“占”与“筮”，没有涉及《周易》如何。《辞源》里的说法，虽然也是解释何为“象”，何为“数”，而是通过《周易》来说明，是跟着历史上史巫的错误认识并把六十四画符号，改造成取象与卦画数列，而套用《周易》一书里的文辞用于比附人事吉凶。那是一套筮术而与原创《周易》不是一回事。可后学者跟着史巫之错用，和《系辞》里之错误认为，也就把八卦筮术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
这《辞源》的说法是把《周易》与八卦占筮术的概念混淆而张冠李戴下的错误认识。把八卦筮卜术里的“取象”，与“九·六”内容，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无疑是错误的。若说成是史巫在原创《周易》一书上改造成“八卦筮术”，“八卦筮术”上凡言天日山泽为象，言初上九六之类为数”，这就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说法了。占筮术里才有“象与数”。象与数是占筮术里的推演方法与工具，先秦的八卦筮术离开“象”与“数”就无法进行 用“卦”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了。即不能起卦与解卦。八卦筮术上的“数”是起卦的推演方法，而“象”是解卦中取象比类附会人事吉凶的。
不过《辞源》里解释什么是“象数”，也不是谁都能理解的。
而卜筮取象以类比联想人事吉凶的思维渊源流长。“取象比类” 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类的思维活动过程中借助一种具体的“象”并以此为工具，去进行认识、领悟、触类旁通的一种思维方式，又称意象思维。它起源于远古时代，发展成形了占筮（龟占与筮卜），理论化于《系辞》与《说卦》。“象”思维方式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取象比类”。所谓取象中的“象”就是形象、具象、物象、现象。人们通过观天察地的一种直观可感的象，再通过联想和想象，用来阐发事物更深层的意思与事理，从而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
《系辞》里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侧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这里说的无疑是通过“象”，是用来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