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即位后的很多做法，比如从善如流、任用贤人等，肯定也从历史课上得到了启示。在一日一日的学习中，随着年龄增长，他的心中也肯定有了对标的明君形象，那个人或许是汉文帝，或许是宋仁宗。
朱祐樘的明君形象在他即位那一年就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那一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对他们的国王八卦不停，一会儿说朱祐樘不像他爹任人唯私，而是秉持公道；一会儿说朱祐樘很勤勉啊，刮风下雪都照常上朝；一会儿又说朱祐樘节俭得很，举行国宴都不奏乐。
先皇帝（明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朝鲜实录》。
蛇不知道自己有毒，人不知道自己有错。很多帝王至死不知道自己有错，现在鬼吹的某某大帝、十全老人都是乌鸦笑猪黑，自己不觉得。
朱祐樘是个例外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弘治十五年（1502）之后，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三年，朱祐樘重新倚重大臣，尤其是将刘大夏和戴珊两位名臣看作自己的左膀右臂，欲实现圣贤帝王的夙愿。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剖析朱祐樘，他是一个极其爱惜羽毛的人。明朝不像魏晋有清议，通过贵族圈子的互粉评论来肯定/否定一个人的名声。但明朝有言官制度，而且言官往往不惜死谏，用生命来说服皇帝走大道，别抄小路。虽然遇到由着性子来的皇帝，言官就算死一百次也不足以改变皇帝的既定路线，老司机爱往哪开就往哪开。
但是，万一遇到了爱惜羽毛的皇帝，结局就会不一样。朱元璋有不杀言官的祖训，最多打打屁股。
对皇帝而言，爱惜羽毛则不是一个不好的评价。
皇帝拥有无上权力，不爱惜羽毛就毫无畏惧，做事就任性没有下限。古往今来，多少身败名裂的一国之君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一个皇帝只要不胡来，懂得克制，稍微规矩一点，尊重读书人和臣下，对子民枪口抬高一厘米，总之，只要他达到一个正常人的道德水准，那么，他即使没有大作为，功绩不及秦皇汉武的零头，在历史上也必定能够赢得明君的称号。而且，绝对比建立了大功绩的秦皇汉武们少争议。
克制，任何一个城市中产者都不难做到。因为权财有限，能够调动的资源有限，即便想乱来，客观条件也倒逼着你必须克制。但有权或有钱者不一样，他们面对诱惑，并且清楚只要自己愿意就能让欲望轻易兑现。这时候，他们的克制就全然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力量。
对一国之君而言，更是如此。朱祐樘可以选择逃课，可以选择诛杀万家，可以选择奢靡生活，可以选择不听劝谏，可以选择公然地玩物丧志，可以选择数月数年不理政事，可以选择后宫三千……
但他通通选择了另一面。这意味着他确实爱惜羽毛，克制而不任性。就凭这点正能量的追求，朱祐樘也理应获得高度评价。克制而不折腾，让子民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德政。古今皆然。
孝宗朱佑樘也有缺点，对张皇后一家的容忍简直到了现代“伏地魔”的程度。明朝的皇后皇妃多选自平民或小官家的女儿，外戚通常在政治上无权无势，所以很难出现汉朝那样的外戚专权王莽就是外戚。
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外戚能够能成为一大害的，除了弘治一朝，别无分号。明孝宗的两个小舅子张鹤龄和张延龄，贪得无厌，嚣张跋扈，目无法纪，内朝外朝均对他们恨之入骨。宫里的太监何鼎，曾因张鹤龄胆敢试戴孝宗的皇冠，还试图奸污宫女，气愤不过，要拿金瓜打他。而外朝的文官李梦阳，也曾在大街上当街殴打张鹤龄。
这两小舅子竟然坏到让宦官和文官都恨不得打他的地步，其原因全在明孝宗对张家毫无原则的宠幸和无限的纵容。
孝宗给张氏一门的封赏之厚，是明朝其它皇帝拍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