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将摧毁政府性质的教育。

　　他对十多年的学校教育现状深感失望，杨坚展现出他的冷血和铁腕。

　　他要大规模裁撤国家和州县三级的教育机构和人员。

　　此道诏书一下，隋朝的学校教育一朝之间，土崩瓦解。

　　整个帝国，只在首都长安，保留了国子学一所学校，仅仅保留了学生七十二人。

　　这个数据可能来自于孔门七十二贤人的传统，杨坚也许认为，有七十二贤，就足以治国平天下家了。

　　对于长安城中，其余的太学，四门州学，加上州县学校，一律废除。

　　这意味着，整个帝国，正式在籍的国家开设的儒学教学班，全国竟然只有72名学生。

　　惊世骇俗，无法相信。

　　这显然是严重的反智倾向。

　　同时，杨坚本人对于文人，也有一种骨子里的反感。

　　他在私人的生活上，实行一种完全的极俭朴的居士生活，自律而严苛，这种性格也影响到他执政的风格，一切以实用，机械化和精简为主。

　　比如，对于公私文翰，杨坚要求摒弃舞文弄墨，一律要求据实撰写。

　　这其实是继承自北周军政一体下的为政风格。

　　李谔君臣一体，非常明白杨坚之心。

　　他在一篇奏文中痛砭魏晋以来浮夸的文风，“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大道，好雕虫小技。……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

　　杨坚深有同感，他将李谔的奏文颁示天下，以立标竿，引领正道。

　　但官场文风一旦形成，并不是几道诏令就能立即扭转的。

　　有一个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按照惯例，上了一篇文辞非常绮丽的奏文。

　　杨坚看到之后大怒，司马幼之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杨坚正愁要如何树立典型，于是，堂堂一州之长，被下狱治罪，封疆大吏，仅仅因为文辞艳丽而获罪，实在是无可如之的无妄之灾。

　　乱世用重典，杨坚以雷霆之威，快刀斩乱麻地，树立了一种务实而干净的政治风气。

　　但这种苦行僧般的自律，在中国历代王朝之中，也只有杨坚一朝，上行下效，才蔚然成风。

　　对于文人的轻视和提防，渗透于杨坚的基因。

　　当世硕儒，“二刘”之首的刘焯，当世论者以为数百年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

　　这是真正的大才，身怀不世之功，又有绝世之名。

　　他因为才名太高，成了香饽饽，被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争抢入幕府。

　　刘焯稍微有一点迁延，未做决定，就直接被蜀王杨秀直接派人，将他直接上枷上锁，千里押送入蜀。

　　刘焯还被施以侮辱性的惩罚。

　　他身为文人的顶峰，文明的化身和代言人，刘焯竟然被蜀王杨秀，命令手执戈予，随身侍卫，一如普通的卫士。

　　这真是斯文扫地，尊严全无。

　　这个处罚显然比直接的杀头，更能摧毁刘焯和他对文化和文明的信仰。

　　这个惩罚也足以名流千古，或者也叫遗臭万年。

　　它被冠以蔑视文化的罪名，以一种极坏的声名留存于历史长河之中，但这一切都是杨坚默认并允许的。

　　这种赤裸裸的对于文化和文明的蔑视和羞辱，可谓是杨坚一朝，抹不去的污点。

　　连刘焯这种级别的硕儒都遭受如此惨痛的屈辱，其余文人，在杨坚一朝的地位和经历，也就可想而知了。

　　杨坚虽然不是一个文化人，也对于中国的，传统的儒家文化没有多少建树，但他却是一个一流的政治家，也是一个精明而务实的治国者。

　　杨坚一生，在政治上，除了在更换储君一事，或者犯过错误之外，他长袖善舞，是一个十足政治强人，甚至也是一个政治完人。

　　从他对几个敌对国，皇族的处理结果来看，可谓高下于心，杨坚展示了高明的政治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