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和议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3日召开的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就发表了任职以来的首次演说，分析指出当前革命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指出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族的统治，是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并同意就任大都督之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军加大了湖北的作战力量，除湖北提督张彪率部继续驻扎汉阳外，还派出冯国璋率领的陆军、萨镇冰率领的海军抵达汉口作战。刚刚成立的军政府可以说是内外交困，黎元洪刚履任都督所面临的压力和考验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内部的权力之争，另一方面是外部强大的军事压力。内部的压力主要是军政府权力分配问题，这也是黎元洪上任后遇到的第一个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

　　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汉支援。黄兴为众望所归的、敢上前线冲锋陷阵的统帅，他的到来给革命军的士气打了一针强心剂。黎元洪委任黄兴为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所有湖北军队和外省开赴湖北的援军悉归其节制调遣。但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汉口、汉阳相继失陷，革命党人不得不退守武昌以图自救，武汉保卫战进行得非常惨烈。与此同时，全国的革命形势的发展却十分有利。革命形势的变化拉开了南北议和的序幕。

　　10月到11月之交，袁世凯嘱意曾任湖北新军管带、时为袁府幕僚和湖北籍道员的刘承恩，先后三次向黎元洪致函提出，南北战事应趁清廷下罪己诏悔过的机会暂且和平了结。对此，湖北军政府商议了权宜一时之计，即主张利用袁世凯反戈，只要袁世凯不反对革命，即推戴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人虽居心巨测，但和平解决之意已明，遂继续边剿边抚、边打边拉来斡旋。

　　11月10日，在黎元洪发出通电请独立各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以一军权的同日，袁世凯派出全权代表刘承恩、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携其手书到武昌都督府与革命军议和，并向湖北方面提出: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立刻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湖北军政府则向袁世凯提出如果能顺从民意，则同意袁世凯的条件。不然，即使国家和人民受涂炭之祸，也不能屈从袁世凯。黎元洪虽然同意议和，但对袁世凯提出的君主立宪的条件严词拒绝，坚持以建立共和作为议和的根本条件。

　　从首义之初袁世凯诱和到清帝退位这段南北议和期间，黎元洪主战的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的，而是摇摆于“战”与“和”之间。在袁世凯幕僚游说黎元洪当前战事不能长久，当有议和转机，希望和平了结时，黎元洪所作复书语气恭顺。对袁世凯提出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两军息战的议和条件时，黎元洪的反应温和，都可以考虑。停战议和是袁世凯瓦解革命力量的杀手锏的目的。

　　12月9日，南北双方签订正式停战协定，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反对清王朝的起义斗争至此告停。

　　民初政争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同年1月16日，孙武、刘成禺等首义诸人在上海成立民社，创办机关报《民声日报》，大力宣扬卢梭《民约论》中的民主思想，拥护黎元洪为首领，与同盟会争权，公开与同盟会对立，跟临时政府分庭抗礼。黎元洪和民社的结合，双方都有其自身利益的考虑。民社依靠黎元洪，可以借首义领袖人物的威望来扩大自己的影响，进而达到干涉临时政府政治安排的目的。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黎元洪就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时指出:“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因为袁世凯出仕清廷而未被当选，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如果南北议和能快速达成，国人都能享受共和带来的好处。那袁世凯居功至伟，为什么不能选他呢”表现出了对袁世凯的推崇之情。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他对孙中山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组成班子的不满。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