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为首的武汉方面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方面在财政筹款、国旗式样选取、定都等问题的决策上产生了较大的意见分歧。在这种情势下，南京临时政府施政有来自内部的强大阻力，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起来显得异常的艰难。

　　与此同时，湖北革命党人内部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或为争权夺利，或为挽救革命成果，因而同室操戈的现象时有发生。黎元洪处于武昌权力集团的中心，在政府的内务、财政、外交、秘书厅等要害部门大量启用自己的旧部，拓展自己的势力，巩固自己的地位，这进一步激起了部分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遂而引发一起起推倒黎元洪的运动。但倒黎又往往以未遂告终，由此所引发的则是黎元洪通过实行对党人的大肆镇压来“清君侧”。双方的剑拔弩张使没有掌握政权和正规军队的革命党人队伍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双方枪林弹雨的较量也就表现得异常血腥，“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血洗和镇压，也使他牢牢地控制住了湖北军政大权。此间，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政治扑朔迷离、反复无常埋下了历史的祸根。

　　疏远帝制

　　赣宁之役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下，在国会中占半数议席之上的国民党议员开始分化。民国二年(1913年)8月5日，黎元洪领衔通电全国，主张先选总统再定宪法。10月6日，国会议员在袁世凯一手安排的打手要挟之下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次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随后，黎元洪应袁世凯之邀离开武昌，入京履职，居住在有“小蓬莱”之称的的中南海瀛台。12月22日，黎元洪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主张给资遣散议员，解散国会，以政治会议取而代国会。前后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袁世凯就相继解散国民党、召开“政治会议”、解散国会、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等，清除了他走向专制独裁道路的政治障碍。

　　民国三年(1914年)5月，袁世凯公布了把总统权力扩大到和皇帝一样的《中华民国新约法》，替代了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规定“立法院”为立法机关，“参政院”为总统咨询机关，所有参政由总统任命。6月21日，由70人组成的“参政院”正式成立，代替了以往的国会，黎元洪出任院长，为袁世凯向专制政权进发装点门面。此时，袁世凯依靠封建军阀武装已在全国建立起了较为稳固的统治基础，其帝制自为活动也随之日嚣尘上。对于袁世凯所进行的一系列帝制活动，黎元洪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他首先是请辞本兼各职，试图从帝制活动中抽身而退。黎元洪在参政院的演讲中声明，此次会议期间，决不涉及参议院立法职权范围外之事，并拒绝出席参议院会议，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并向袁提出回湖北原籍修养的要求。袁世凯担心放虎归山，对此一律不予批准。黎元洪遂将居所由碱台迁往东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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