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唐绍仪组织新内阁，王宠惠出任北洋政府的首任司法总长。随后王宠惠与袁意见不合并辞去职务，随后他在《中华民国宪法当议》一书中，设计了一套宪法草案，这套宪法架构以系统的、全新的面目出现，在民初的政学两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标志着王宠惠宪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袁世凯任总统后，王宠惠与时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唐绍仪等人“事事咸烙守约法”，限制袁世凯的独裁。袁世凯公然破坏约法，唐绍仪毅然辞去总理职务，王宠惠亦与蔡元培等其它阁员一起辞职，希望以此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王宠惠辞职后赴上海受聘于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并参与了复旦大学的早期建设。不久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同时从事法学研究。

　　在上海的这一时期，王宠惠深入研究了《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平议》、《宪法危言》、《比较宪法》等书，对中国的宪政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理论架构，对当时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宠惠不仅埋头于书斋，还借用各种机会阐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法制架构。

　　1918年7月，王宠惠回到北京，担任法律编查会会长，随后，法律编查会扩充为修订法律馆，王宠惠和董康共同担任修订法律馆总裁。按照官制条例，修订法律馆“掌编纂民刑事各法典及其附属注规并调查习惯事项“，即主要为政府提供立法草案。不久之后，王宠惠主导编写了《刑法第二次修正案》。

　　王宠惠在主持法典编纂的同时，还在北京大学兼职讲授比较法律，但他更多地关注于宪政的实施和国家主权的收回。1918年10月23日，王宠惠与熊希龄、蔡元培等发起和平期成会，痛陈危急的社会形势，倡言和平统一。12月9日，王宠惠与蔡元培、汪大燮等发起组织协约国国民协会。12月25日，王宠惠与蔡元培、景耀月等人发起组织国民制宪倡导会，倡言宪法为国家“存立发达之基础”，制定宪法为息南北之争维护和平的第一要务。以熊希龄、蔡元培和王宠惠等人在政学两界的声望和地位，国民制宪倡导会发起的制宪的号召，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宠惠投身于民初的国民制宪热潮之中，身处要冲，活动积极，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宪政建构。

　　名扬海外

　　1919年，巴黎和会举行之时，由王宠惠与蔡元培、汪大燮、林长民等人倡导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给中国代表团发去通电，坚决要求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迫于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舆论“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并且迫使它的政府屈服”。在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中，王宠惠积极奔走，解救被捕学生。

　　1921年，作为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的全权代表之一，王宠惠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谈判工作、他在会上提出了取消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等多项建议案，与列强进行了艰苦谈判。王宠惠极其关注领事裁判权的撤废，指出“此制一日不废，则中国未便开放内地任外人居住贸易”，这是他为恢复中国司法及行政主权完整而进行的一次重要努力。由于列强的阻碍，使得中国利用华盛顿会议收回领事裁判权的想法再度受挫，但他的爱国热情和聪明才智博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

　　1920年8月14日，王宠惠就任大理院院长，兼北京法官刑法委员会会长、法理讨论会会长。王宠惠出任院长后，秉承法制原则，对大理院的一些事务进行了改革，促进了当时的司法发展。

　　1921年6月，王宠惠代表北京政府出席国际联盟会议，并被选为国际仲裁法庭裁判员，1923年，国际联盟又选他为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并于1923年春赴海牙出任国际常设法庭候补法官。1924年王宠惠当选为修订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并在1925年4月1日召开的修订国际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从领事裁判权造成我国司法主权缺失的背景出发，对列强在华攫取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