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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对东西方“诗性智慧”形成理路辨析很是精辟的；然而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里涉及了一点《周易》的说法则是错误的。
《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这样说：“再如《周易》之中的‘瑶占’，即引用民谣进行占卜的类比推理：《明夷卦》云：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爻辞前四句是一首民谣，他同《诗经》中许多以鸟起兴的诗一样，头两句用明夷（水鸟）起兴，由明夷要掏干水才有鱼吃这一现象类比君子在旅途中找食不易，三天没吃的状况，瑶占的主旨在于说明行途之难。”（《诗经的文化阐释》4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
叶先生的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真正的理解《周易》。还处在《周易》是占卜书的错误认识上。叶先生把“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说成瑶占是错误的。这不是引用民谣来占卜，这本身就是“兴”的手法。这是通过起兴来隐喻着君子受到迫害的道理。
《诗》开篇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就是“兴”，“兴”就是起兴，是借助其它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有的“兴”兼有发端与比喻的双重作用。“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采用“起兴”的表现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此是比喻；“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是叙述。这里的“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就是起兴手法。“明夷与飞，垂其翼”是比喻；而“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叙事。《周易》里还有“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同理“枯杨生稊”，“枯杨生华”是“兴”（兼有比喻）；而“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是叙事。
《明夷》里的“明夷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这既不是引用民谣来占卜，也不是讲君子途中找食不易。叶先生把明夷联想成是淘干水才有鱼吃的水鸟，来类比君子。旅途中找食不易，而没有理解“明夷”是“垂其翼”（明夷鸟受到了伤害）的，而正是以此来隐喻君子受到迫害。《明夷》篇里看不出是一种淘干水才有鱼吃的水鸟。叶先生引述《周易》“明夷”而出现的错误解释，关键是把《周易》看成是一部占卜之书的缘故了。如他所说:“《诗》、《书》、《易》、《礼》四部古书经，虽有祝颂，记言记事，占卜，仪式规范这四种内容上的差异，但究其本源，仍可视为巫师一职业的派生产物。仅以占卜之书《易》和祝颂歌之衍生物《诗》而言，二者的同源关系不仅体现在《易》中有瑶占的成分，而且体现在唱诗的盲乐人与占卜师出于巫职的事实上。”（《诗经的文化阐释》第322页）
《周易》的思维方法却与《诗》里的诗歌有渊源关系。但不是如叶先生上边说的那种关系。叶先生对《周易》不理解，但不应对《诗》也不理解。《诗》与西方的神话诗还是有区别的。《诗》是理性的产物，《周易》与《诗》怎能认为是巫师一职的派生产物呢？诗集的编篡也是理性的事物，是“礼”的需要。在“文”没有出现之前，是把“诗”作为载道的工具。才有孔子推崇《诗》，当然孔子晚而好《易》（周易），还没有完全弄明白《周易》，也就不见论《易》（《周易》）的内容。孔子的时代也只能把《诗》来推崇，也自有其历史文化的背景。不过《诗经的文化阐述》里对“诗性智慧”的阐述作为认识中国先秦哲人用诗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哲学，却有参考价值。通过对叶先生的文章的引述来看，大致可归纳为造成传统诗性智慧的以下因素，“社会历史条件”及“文化因素”，孔子的作用，渐进（中国）与激进（希腊）的哲学革命。
社会历史条件肯定是个成因，但叶先生并没有做出阐述，即无法知道东西方是什么样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