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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或者是“兴”，是《诗》里诗歌的基本手法，但它同时也成为中国古典哲学最基本的表述方法或表达手段。从《诗》里的诗歌到《周易》哲学，直到先秦诸多哲学，都运用的是形象比喻方法，这种思维方式在后世二千多年的帝王社会里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推翻“帝”制制度后的“党”制制度下，都无法中断“诗性思维”。如国民党时期：“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抗战时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建国后：“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产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毛**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亲。”这就是传统的类比思维。
传统上的类比联想思维是传统文化的话语基石。比类天地于社会政治，形成“天尊地卑”，联想到人间的尊卑有序。这就是“中国式的逻辑”，中国式的逻辑是中国几千年专制文化的思维工具。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所致呢？我们只要找出导致传统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周易》思维的成因。同理找出《周易》思维(即“比喻思维”、“诗性思维”。)的成因，也就找出了先秦传统思维的成因。
先秦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在理论上将这种思维方式加以强化。我们不难从留传下来的先秦典籍中看到诸多精英在实际运用中继承和发展了“诗性思维”，而且还能从先秦的历史典籍(《左传》)中看到诸候国的政治家们在政治活动中，运用“赋诗言志”的春秋外交手段。但这都是思维方式的表现，这都是“果”，即“诗性思维”运用表现的结果。而不是形成“诗性思维”的历史成因。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种所谓的非理性思维方式在东方的“轴心时期”得以保持连续性，从思维方式上并没有实现突破呢？
我们可以借着张光直先生对中西古代文明转化的两种方式来认识中国古代思维方式连续性这一问题。
张光直先生在他的《老古学专题六讲》中把世界古代文明(即从史前进入文明)的不同变化方式，解释为两种方式。一种为世界式，非西方式的，以中国为代表，变化过程是连续性的。另一种是西方式的，变化过程是突破性的。
“前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连续性的，就是从野蛮社会到文明社会许多文化，社会成分延续下来，其中主要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者即西方式的是一个突破式的，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经过技术、贸易等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考古学专题六讲》 张光直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年版 第18页)
那么，张光直先生说的中国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内容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连续性的重要特征。这种说法没有对“突破式”解释的那样清楚。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内容是“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似乎表述的模糊不清。不过对比“突破性”解释也就能相反推出“连续性”，就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并没有经过技术、贸易手段，而不造成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则是受制于自然生态的束缚，才保留了“野蛮时代”的诸多文化，社会成份延续下来。这样通过对“突破性”说法的反向推之得出对“连续性”的解释，似乎清楚明白，为何是“连续性”的。那么再进一步追问，为何中国古代文明没有经过技术、贸易等新因素的产生而造成一种对自然生态系统束缚的突破呢？而是保留了史前(或“野蛮时代”)的许多文化与社会成分呢？《考古学专题六讲》里并没有这些问题的真对性回答，但张光直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的第一讲里所得出的中国古代文明转变方式有自己的路径。张先生如此说：“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