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卜”的说法。郭先生并没有详细解释他的四条举证，只是断章取义的解释“灵龟”、“凶”，而抛开“舍尔”与“观我朵颐”不做解释。即所得的“龟当然可以成灵，而谁也不敢违背了。谁敢违背，那便是凶。”这不知郭沫若是如何推导出来的结论。只是一叶障目，全不看《周易》六十四篇所讲的内容是什么。本身断章取义也取的错误，想用一点就能代其全面，那只能说把学问做的如此龌龊。郭沫若从“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里所出现的“灵龟”二字，作为证据以证明《周易》为“古代卜筮的底本”的根据之一。而这句话恰恰是反对占卜，《周易》作者所倡导的是理性对待这个世界。
我们再看其它三条所谓的根据：其一：“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这句话却出自《损》与《益》两篇文章里。整句是“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损》篇是讲述“减损”在政治上的道理。《益》篇是从增益，增加财富所讲述的治国理民的政治道理。《损》是从当减则减，当损则损上讲述事物的辩证道理。《损》篇出现的这句话意思是：“即使增益而拥有财富，只要不违常规，是大吉大利之事。”《损》篇文章中心所讲的是对祭祀上应当减少开支，而对财富积累上增加收益。而这句话里虽然出现一个“龟”字，但此处并非是指“灵龟”，即占卜的工具，而是指财富的象征。这里的“十朋之龟”里的“朋”指朋贝，即钱币，两串为一朋，“十朋”意指相当多的钱财。这里的“龟”，也是指昂贵之物。“十朋之龟”是指财富之多。《损》篇正是作者讲述对祭祀上应当减少开支。《损》篇立论里是这样说“损，有孚元者，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这立论中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强调的减损是为了爱民，即爱民的行动曾加了财政开支，这对于统治者来说财富虽减损了，而是为了百姓，这是正确的事情。第二强调的是在祭祀上用两种最简单不过的东西替代，这就是祭祀与爱民形成鲜明的对比。爱民的行动上应多支出，祭祀上应最小的开支。
“享”的本义是指“用食物供奉鬼神”。这里的“簋”（gui）是祭祀宴享时盛黍稷的器皿。“二簋”是指装有两种农作物的器皿，无论是高粱，玉米（黍）或是谷子（稷）。都是很普通的粮食。作者认为用这种普通的粮食作祭祀用品，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周易》作者无疑是反对那些杀牛宰羊大张旗鼓的搞祭祀活动。在于作者看来，把心思用在爱民（执政为民）上，那么祭祀也就可有可无了。这不但不是提倡迷信，而是反对抵制迷信。本身《损》篇中出现的“龟”，并不是讲占卜之事的。郭沫若把此句作为《周易》是卜筮的低本的证据，也就失去证据的意义。以上郭沫若列举的两个根据是不能成立的。郭沫若提出的四个证据，只对“灵龟”与“凶”做出个断章取义外，而对其它所列所谓的证据并无解释。我们且看后两句所谓的证据内容，即“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和“享于帝”。
《大有》篇最后有一句话是“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大有》篇是讲述农业收成问题。在作者看来，农业生产上，既不遇自然灾害，也没有人为的灾祸，才能获得农业上的丰收。而最后出现的“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里的“天祐”，直译是“天的祐助”。而这一句在文章里的意思是：“农业生产有了风调雨顺，才能大获丰收”。“天祐”实乃是不出现自然灾害，即风调雨顺的意思。这里的“天”是自然的天，这里的天，在作者眼里就是指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不出现自然灾害。这里的“天”是紧扣文章主题，没有任何迷信，而体现的是客观事实。因《大有》篇也不是讲什么神秘的东西，作者也不是说“自神祐之”或“自帝祐之”的话。这里出现的“天”是一种自然现象的认识，并不是宣扬神灵与上帝。
至于郭沫若所引用“王享于帝”，就认为《周易》是卜筮之书，同样是站不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