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之后，我们家的老裁缝给我送来冰糖栗子，他看我时十分慌乱。几年前我记得他是一位激进派，觉得打仗理所当然。却在短短几天变了想法。

“您的年纪……”

“他们说，适龄的人选已经没了，连学生都要送上战场，我也被认为可以入伍。”

“这事很难，先生，拒服兵役与叛国同罪。”我坦白的告诉他，爱国热情让所有人都有些疯狂。

“可你怎么能躺在这享用大餐呢？”

“只是养伤，而且没什么大餐。”我无奈地说，“老实讲，我们家所有的男人，包括我的外祖父都担任民兵队长。大多数领主把整个下一代都送到了前线，更何况，您也没那么老。”

“好吧，你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我们这些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国王让自己皮肉穿孔。”这位先生离开我时说：“我祝您新年快乐。”

他一面说一面冷笑，不过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我会找到克服恐惧的钥匙，遁入自身内部。那里的孩子在一面幽深的镜子中沉睡不醒，我只需俯身看那面幽幽的镜子，就能看到自己的影像——现在，我的样子跟他完全一样——艾德·科林，我的爱人，我的引路人。

“别怕别怕，”我会抱住那个怯懦的孩子，告诉他有人爱他如爱自己的生命。人生如此艰难，得到这样一人足矣。

“你会留在这吗？”小孩总是拉着我的衣袖问，“你离开时，我感到生命会一点一点流逝，疼痛的无法呼吸。”

“不，很抱歉，我亲爱的，记着有人在爱你，但仅此而已。”我安抚着捂着胸口的孩子，“你总要自己长大的。”

我没有在巴黎久留，很快就回到了我的疗养院。第一次手术时子弹的碎片并没有完全去除，以至于伤口处拆线后难以愈合，只好进行第二次缝合。我又发了几次高烧后，医生坚持采用隔离的方法进行治疗。但那儿的人还是把萨拉的一封信交给了我，由于邮政系统崩溃，信是很久以前的。

“亲爱的朋友，我本想留在巴黎，为的是更容易得到维西尔尼的消息。但德国飞机总是空袭巴黎，使我感到十分恐惧，对夏洛蒂来说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就乘上开往伊利耶的最后一班火车逃离，甚至没有开到中途，铁轨就断了。我只好乘上农民的大车，经过十个小时难以忍受的路程，才到达科林庄园！在那儿，请您想一想，等待着您的老朋友的是什么。

另，夏洛蒂似乎得了某种传染病，我没法照顾她。”萨拉最后对我写道。

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维西尔尼从前线回来对我进行只有几刻钟的拜访。一听到他来访的通报，整个医院都感到极其激动。

他的一位秘书提前到来，对院长说：“请您别忘记，明天将军来视察，您让手下的护士们尽量搞好仪容。比如这些人身上的血迹，清理一下。”

“既然来到医院，就得容忍这些。”伊丽莎白护士长平时十分温和，这时说话的声音却比平时生硬，“不过我们会给病人带上帽子。”

我发现维西尔尼的秘书尽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烦躁。后来他对人说，想不通为什么将军非要来这一趟，到处都是垂死者和伤员。

等维西尔尼到达时，很多人朝他奔过去，希望他能够让某个人复员。这种尝试毫无用处，他身边全是警卫，安保严密的苍蝇都飞不进去。维西尔尼刚走进来，我劈头盖脸的问：“我们会不会长期打下去？”

“不会，我认为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对我回答道，“更换预备队的工作没有进行，甚至没有被考虑过。新法令也没有颁布，你想必是看过军事内刊的，专家们都说快要结束了。”

我感到，这根本不足以证明战争的长短，也许只是缺乏先见之明。上位者既没有考虑到一场持续战争中各种物资的惊人消耗，也没有想到各个战区的激烈角逐。似乎看出了我的怀疑，维西尔尼补充说：“最主要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