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事，揉碎了，就是个社会关系的问题。土地问题，更是非常明显，很多政策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封建是社会关系，资本也是社会关系，最终还是要绕回到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上。
比如俄国的农奴制，当然要维系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因为贵族打了半天仗，封了一大堆地，可是俄国那种蛮荒之地、地广人稀的现实，只给一堆地，不给人，根本就无法维系农奴供养贵族的社会关系，所以必须要搞农奴制，让农奴从属于土地、而土地从属于贵族。封地不封人，等于不封地。
比如大顺原本的租佃制，则就不需要出台过多的人身依附的法律，甚至只看律法，似乎人身依附程度，在逐渐减轻。
但问题是，大顺的情况在这摆着。比如说，一些和尚庙周边的“周围十八里，都是老丈人”的传说。佃户说，法律没有除夜权或者人身依附这样的义务。但是和尚说，说得好，你是懂法的，那你别租我的地了，饿死吧。
当人地矛盾到了极致，而工业又没发展起来的时候，甭管说法律没有规定各种从属依附关系，大部分人也会呈现出一种“自愿”依附的状态。如果不能达成这种“自愿”从属的状态，才需要出台严苛的法律、特殊的政策，来以国家强力维系这种社会关系。
俄国的农奴制如此，汉密尔顿的土地大块售卖制意图如此，后来的南方州黑奴逃奴法如此，亦包括说刘玉在扶桑的荒地售卖货币化、迫使迁徙者必须做几年工资劳动者的政策，也是如此。
拨开迷雾，要看清楚，这些政策、这些律法，是为了维护或者强行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关系”，然后也就知道，这些政策和律法，到底是在维护哪个阶级的利益了。
简单来说，刘玉在扶桑的土地政策，是在维护谁的利益？
很明显，是在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如果没有刘玉的土地政策，迁徙者，不会从属于工业资本，他们会跑路，而不是非要在那做工。
而在大顺本土，这种情况又是反过来的。因为极大的人地矛盾，以及“相对过剩的人口”，使得失地流民，会“天然”地从属于工商业资本，如果有的话。
那么，李欗考虑的铁路修通之后的问题时，就必须要考虑清楚。
当铁路、交通等问题和现在不一样了；当几年后十几年后的社会存在和现在不一样的时候。
必须要用将来的情况，思考将来的政策，而不是以此时松辽分水岭以北的现状、社会关系的形态、从属还是被从属的种种，来制定将来铁路修通后的政策设想。
否则，这就又是刻舟求剑。
比如说，现在大顺从下南洋开始到一战结束，崛起的这批军功新贵族。
此时此刻，说你们有功，按照传统，有功封赏赐地。皇帝说，我看这乌苏里江畔土地甚多，一家赐地万顷以酬功吧。这些新的军功贵族，只怕当场就要在心里骂两句：有功而不赏，非人主也，你在那赏我万顷土地，都不如在京城旁边赏我3000亩地。
但是，如果修通了铁路，类北美铁路事，赐地1.18亿英亩、约7亿亩土地于铁路两侧。哪怕是和之前同样的土地，那肯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恩格斯说，土豆，以及土豆酿酒法，拯救了普鲁士的容克们，使得他们在新时代完成了转型。
那么，可以不可以这样认为，假如铁路修通，松辽分水岭以北的大豆，和大豆榨油压榨豆饼产业，会催生出大顺的一批转型的军功贵族？
这不是一个李欗自己想不想搞成这样的事。
而是，他如果想要干点什么，他自己就是个屁。
总得需要有人支持。而有人支持、或者有人跟着他干，那这就得给人回报。
固然说，实学派里可能有一些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觉得继续这么搞下去要完，必须要进行深入的变革。出于这一点，可能会支持李欗。
但这种理性主义者，毕竟是少数。
更多的人，无非还是希望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
资产